旧制度与数字大革命

　　法国人托克维尔写过一部《旧制度与大革命》。由于一位国家领导人的推荐，这本写于一个半世纪以前的历史哲学著作几乎在一夜之间变得尽人皆知，成了一本超级畅销书。中国人今天读此书，会有一个观感：这本书是如此贴近我们的现实。

　　比如托克维尔在前言中写下的这样一段话：“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步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稗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决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以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9月第1版，第35页。)

　　北大高毅教授认为《旧制度和大革命》的启示主要有两点：“第一，旧制度最大的弊端是统治者的腐败，只是在旧制度末期的时代条件下，这种腐败没有带来经济的凋敝，相反却促成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然而也正是这种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第二，旧制度统治者的腐败，主要表现为贵族阶级的没落，此时已失去了它过去的社会管理职能，脱离了人民，却仍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和占据着高官显爵的尊崇地位，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个旧制度的顽症，而这也正是引发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庄子·齐物论》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旧的腐烂当然也孕育着新的种子。托克维尔对此的描述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境中焦虑兴奋，努力改变处境：追求更好的东西是普遍现象;但这是一种令人焦虑忧伤的追求，引人去诅咒过去，梦想一种与眼前现实完全相反的情况。”讨论互联网给中国带来的改变，首先要把互联网置于这种焦虑、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这种浪漫化的想象之中来观照。

　　近年来对中国互联网的流行观察不脱两个路数：一种是过度的乐观，欢呼互联网技术及其背后的思想理念和商业力量会彻底改变中国;一种是盲目的悲观，把中国看做奥威尔式“老大哥”的一统天下，人民在高压之下噤若寒蝉。两种看法都是虚幻的，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媒体决定论的宿见。

　　例如，对互联网的很多说法显示了媒体恐慌症的症状;又如，有很多人在虚拟的王国里渴望设计一个理想世界，一个与现世相反的理想世界。从根本上说，任何恐惧或理想都是媒体决定论的产物。

　　互联网从诞生的最初时刻起，就一直与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图景与修辞纠缠不休。随着ICT技术的使用、功能与影响日益增强，个人的与公共的生活悉被覆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无不囊括其中，人们对互联网的认识变得更为多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调和的。互联网一度被宣扬为民主参与和社会发展的工具，尤其给予边缘群体全新助力，帮助他们成为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充分参与者;同时，人们也期待它可以对威权体制形成强大压力，促进开放和民主。然而，在今天，许多研究者发现，政治权力有能力迫使互联网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并经由新技术极大地增强“老大哥”的监控能力。公民的权利不仅在很多情况下被政府所剥夺，也被大企业所侵害。

　　与此同时，社会性与地域性的鸿沟不仅始终没有消除，而且似乎还诞生了新的形式：例如，网络素养成为一个社会发展健康的公民文化的瓶颈。公民很大程度上现在可以利用ICT技术对公共政策发言、为自己坚信的事业聚集力量、通过大规模协作完成共同性的工作以及在整个社会中展开互助。我们把从事这些活动的公民称为“数字公民”。然而，成为数字公民必须满足两个要件：一是其必须具备广泛的技能、知识以及能够轻易地进入网络;二是有意愿在网上参与社会建设、政治进程以及对平等的经济机会的追求。这样的要件很自然地会把很多地方的民众排除在外，比如那些没有受过教育和不存在可行的上网方式的人。这在世界各地都绝非罕见：有许多人仍然不能阅读和写作;有些地方连电力都不能保证，上网不过是空想。这也表明，不断扩大数字公民在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乃是各国政府的要务之一。

　　数字文化中充满了挑战。一方面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先行者都在利用新技术促进社会转变，特别是少数群体第一次获得机会挑战主流话语，为自身争取权益;另一方面网上充斥仇恨言辞和排外情绪，理性的公共讨论和建设性的批评甚为少见，达成共识也更加不易。加上互联网的超地理特性对族群认同形成压力，如何进行有意义的参与、对话，如何加强多元化的共存，都是数字公民的头疼问题。

　　从国家与互联网的关系而言，全球国家业已分为两个阵营：那些坚持要对国民的信息入口实施更多控制的国家，倡导“国家主权模式”;而那些坚持“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国家，则倾向于政府角色应大幅弱化。对于民间社会而言，这样的冲突更令世界各地的公民相信，互联网正走向一个制订“大宪章”的时刻，必须要求政府保护言论自由和公民的连接权利。正如英国的贵族们在1215年制订“大宪章”来约束不受欢迎的约翰国王的权力，今天，在“大宪章”800年之际，网民应组织起来遏制政府和企业的权力。

　　互联网的“宪章时刻”存在三个突出的主题：一是自由与控制的关系，即如何平衡个人权利与安全。不少国家以强调安全之名牺牲公民自由与隐私，此一安全与自由之争在网络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清晰可见。数字社会的复杂性质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固有的自由与安全的概念。个体公民更加关心自己的数据为何人掌握，政府则看到电脑犯罪、黑客活动、恐怖袭击等占据国家安全政策和国际关系的核心。我们有可能同时在网上获得自由与安全吗?

　　二是如何建立数字信任。无所不在的互联网要求我们重新界定信任的边界，并在数字时代建立新的社会规范。用户现在可以方便、灵活地收发各种信息，这给网络法与网络规范造成了空前挑战。后者的问题在于，它们几乎总是落后于技术的发展。网络行为如何在规制与规范下得以发生和展开?信息的完整性与可靠性如何保证?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是否能共享技术带来的好处?在不同的语境和社会当中，到底如何才能建立数字信任?这种线上的信任又是怎样同线下的责任感、透明度等等关联在一起?在这些方面，我们的问题比答案更多。

　　三是，数字社会的成熟化必然要求填平数字鸿沟与提高网络素养。网络接入权与网民素养是网络社会的基石所在，个人因此而赋权，知识藉此而撒播，从而确保不会有人中途掉下高速前进的互联网列车。在这里，数字鸿沟不仅意味着网络接入权的泛化与网络普及率的提高，还包括上网设备的成本、用户的技能、应用ICT技术的时间与机会以及用户使用的目的和影响等多个参数。我们常常看到，数字鸿沟的分裂带也是社会阶层与种族的分裂带，此外，年龄、教育程度、性别等的差异也不可忽视。例如，年轻的技术精英掌握编程技巧，熟稔代码，颠覆了传统精英的位置，致使整个社会弥漫“后喻”文化。然而数字一代的成长也需要新的教育、新的素养以及新的伦理，特别是在年长者对年轻人引领的网络规范充满狐疑的情况下。所有这一切决定了数字时代的连接是否最终会导向赋权，以及赋权的对象为何。

　　总之，在互联网发展的最近10年，技术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不论是工具还是平台，也不论人们对这些工具和平台的使用和理解，都显示出一种明确无误的演进：互联网终于由工具的层面、实践的层面抵达了社会安排或曰制度形式的层面。我们将面临一场“旧制度与数字大革命”的冲突。正是为此，围绕互联网的公共讨论和学术话语正在发生一场从“强调可能性、新鲜感、适应性、开放度到把风险、冲突、弱点、常规化、稳定性和控制看作当务之急”的迁移。(Leah A. Lievrouw, “The Next Decade in Internet Time: Ways Ahead for New Media Studi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5): 616-638, 2012.)

　　我所说的这场冲突，构成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关键性挑战：它并不仅仅关乎信息自由，而是关乎我们是否能够生活在同一个互联网、同一个国际社区和同一种团结所有人、并令所有人得益的共同知识之中。

　　现在全球互联网分成了两大块，可以叫做互联网的旧大陆与互联网的新大陆。旧大陆是北美、西欧、日本;新大陆是亚洲、非洲、南美洲、俄罗斯。互联网普及率在发达国家为78%，在发展中国家仅为32%，尚未使用互联网的人90%以上在发展中国家。毫无疑问，我们已经来到了全球互联网的后美国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治理成为全球关注的事情。世界经济论坛研究全球互联网价值、信念与实践，得出四个见解：第一，新的联网国家在这个新世界里占主导地位;第二，一种互联网全球文化正在形成，对于表达自由、隐私、信任和安全，用户共享类似的价值观和态度;第三，用户什么都想要：他们并不认为表达自由、隐私、信任和安全是彼此排斥的，需要从中进行艰难的抉择;第四，新联网的国家拥有更自由的态度和更创新的行为，比如更支持表达自由，社交平台应用更广，而老的网络国家则更多使用传统的网络应用，态度更保守。

　　总体而言，互联网的新大陆对于旧大陆来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我们也知道，并非所有政府都支持自由和开放的互联网。事实上，目前对互联网自由的镇压越来越严重。很多国家都会过滤和审查网上內容，也颁布威胁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

　　互联网为每个人赋予力量——任何人都可以发言、创造、学习和共享资源。它不受个别机构、个人或政府操控。所以，各国政府不应该单独决定互联网的前途。全球数以十亿计使用互联网的人，才应该最有发言权。最好的方式是让国家政府退后一步，以便协调和整合各自的不同，积极促进公民社会和企业在全球治理、合作与沟通中发挥作用。而对于中国而言，如果要想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国际玩家，一定要认识到光成为经济大国是不够的，而是要让自己的人民生活在一个可以自由想象、自由沟通的环境中，让个体更有力量。

　　法国已故“老虎总理”克莱孟梭讲过一句名言：战争太重要了，不可以把它交给将军们。我想套用这句话作为我为《另一个地球：互联网+社会》一书所作的这篇序言的结尾：互联网太重要了，不可以把它完全交给政府和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