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地球和工业4.0：中国经济应该打左灯向右转吗？

　　中国对智慧地球、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互联网、CPS、工业4.0等战略趋之若鹜，各省市试点也纷纷搭建，但正因为方向繁多，始终未决定向那一条路走去?

　　在历经百年卧薪图志之后，中国凭借“世界制造工厂”的定位再次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与之不相匹配的是，它很难重新得到在过去几千年中所享有的尊重。1275年，21岁的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叔来到了元朝的首都大都，随后被大都的繁华震惊了。尽管史学家对马可·波罗是否来到过中国存在争论，但大多数欧洲人相信当时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和最开放式的精神。

　　20世纪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对此深信不疑，他在自己的作品《隐形的城市》中试图重现马可·波罗与忽必烈精彩交谈的细节：因为语言不通，只好以手势、体态乃至神情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他们很艰难地成为彼此的听众。但这种生涩的场面出现在元大都则很自然，因为元大都是开放性的城市(中世纪的国际大都会)，来自天南海北，说着各种语言的商贾、雇佣军人、自助旅行者、外交使节、传教士、匠人与工程师云集在这里。

　　“每个城郊在距城墙约一英里的地方都建有旅馆或招待骆驼商队的大旅店，可提供各地往来商人的居住之所，并且不同的人都住在不同的指定住所，而这些住所又是相互隔开的。例如一种住所指定给伦巴人，另一种指定给德意志人，第三种指定给法兰西人??每当有外国专使来到大都，如果他们负有与大汗利益相关的任务，则他们照例是由皇家招待的。”

　　这样的情形仿佛再次出现在北京(大都)上。2014年11月5日，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中国首都北京举行，这离上次2001年中国上海举办APEC会议已时隔13年。为此，中国政府实行了非常时期的管控措施，包括单双号出行、局部地区限行和会议期间北京城区不许喷漆、烧烤等一系列手段。这样的禁令被认为是中国向世界表示友好的举措，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这样的变革甚至被与当年工业革命相提并论。

　　几百年前，工业革命的曙光照耀了欧洲。其后，欧洲的技术和文化逐渐成为主流，并对全球影响至今，而在当时，中国在清政府的治理下对此漠不关心，乾隆以“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珍奇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赉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必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更无需尔国置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特此详晰开示，遣令该使等安程回国。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亦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尔友邦，共享太平之福??”的敕书回绝了英国国王乔治三世通商入世的要求，最终导致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政治和经济繁荣体被彻底翻转，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

　　正因为中国对工业革命的力量心有余悸，所以印象格外深刻。自经济危机以来，中国就开始寻找转型升级的出路，对智慧地球、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互联网、CPS、工业4.0等战略趋之若鹜，各省市试点也纷纷搭建，但正因为方向繁多，中国始终未决定向那一条路走去。

　　基因

　　在定义未来经济发展途径的过程中，美国先后出现过3种定位：智慧地球、工业互联网和CPS，它也是世界上对未来如何发展思路最多的国家之一。究其原因，最主要是因为美国人身体里藏着创新的基因。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是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摇篮，硅谷的光芒照耀了整个互联网时代，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埃里可·施密特等人的名字与名言更是被现在很多行业大佬奉为圭臬。但是恐怕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些不世出的天才全都有不为正常社会所容的一面。

　　就如由嬉皮士顿悟成佛教徒的史蒂夫·乔布斯，在他的自传出版后，一位读者在笔记中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评语：少年时代的乔布斯具备美国战后一代的两大特点——才智超群又玩世不恭。中学二年级，他开始接触大麻，经常“吸着大麻读名著”，他的中学老师说他是“多种矛盾的集合体”，比如他既无限崇拜莎士比亚，也极力推崇“垮掉一代”文学的代表人物托马斯·戴蓝(Thomas Dylan)。16岁那年，史蒂夫·乔布斯用两大特征——个人主义价值观和齐肩长发宣布自己正式成为嬉皮士的一员。

　　这也是很多中国人关注的聚焦点，但不得不说，这样的对焦是有失偏颇的。实际上，要不是因为史蒂夫·乔布斯后来引发的轰动，中国社会通常将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嬉皮士打上这样的标签——泼皮无赖。但只要我们把眼光拉开一点就会发现，在当时的加利福尼亚的土地上，这样离经叛道的年轻人却聚在了一起，这批人被当时的媒体冠以嬉皮士的称谓，在很多正统的人眼里，他们是美国垮掉的一代。1967年夏有7万多嬉皮士聚集在海特·亚许柏里分享他们的新文化(300336,股吧)音乐、毒品和反抗，他们宣称将要建立一个“自由城市”，以实现两种不同思想所碰撞出的火花：一种是波西米亚主义的、地下艺术的思想，另一种是左派民权主义、和平运动的思路。但最后美国的媒体却选择接受这种文化，1967年7月7日《时代》杂志将嬉皮士运动作为其封面故事：《嬉皮士：一个次文化的哲学》，虽然嬉皮士最终因为众所皆知的原因烟消云散，但不可否认，正是美国文化的包容态度让世界再次被翻了个个。

　　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教授戴维·凯泽(David Kaiser)在其著作《嬉皮士救了物理学：读心、禅和量子》一书中讲述了嬉皮士精神对创新的重要性：“20世纪70年代对于物理学家是萧条的年代，由于工作难找，随波逐流、不敢越雷池一步成了人们奉行的原则。这时美国加州伯克利一群工作不称心，却好奇心不死的古怪另类的物理学家集结在了一起，他们抛开主流物理学界的种种局限，探索科学界无人问津的荒野。他们从东方神秘主义和超感读心术角度研究量子纠缠态和贝尔定理，躺在伊萨兰学院的温泉浴池里讨论最新的研究进展，甚至尝试用LSD迷幻药提升创造力。难以想象的是，正是这些离经叛道的人却扭转了现代物理学的方向??今天的量子信息理论是最热的科学前沿课题，吸引着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投入以及成千上万优秀的科研人员, 但这个尖端领域竟然有着嬉皮士的过去。”

　　用平等的眼光去接受并尊敬不被理解的事物，这种精神是美国创新的源泉所在。与美国这种基因相似，德国有着另一种基因品质——严谨，正因为此，工业4.0的本质是想连接生产设备实现生产“一体化”。这里面没有智慧地球天马行空的想象，更多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落在实处，这样的精神其实在德国历史上已经多次重演。“德国制造”最初只是一个表示假冒伪劣产品的贬义词，为了彻底改变这一品牌形象，德国建立了一整套与生产过程相关的教育培训体系，例如学徒制教育等，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将德国制造变成了高质量的代名词，正是这样的教育体系支撑着德国不断有娴熟的技术工人出现，保障了德国产品的高品质。

　　这也是智慧城市与工业4.0的基本分歧所在。再反观中国，创新变革不如美国，严谨行事不及德国，但是，中国却有着别的国家很少具备的经济基因——思维灵活。36年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经济份额只有不到2%。在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这一比重仅为1.76%(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对全球及中国历年GDP总量评估及其占世界GDP百分比表格)。而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发展之快让人瞠目结舌。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中国能够摆脱固有思维的束缚，引进新的思想，并将其和固有理论体系融合。

　　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乾隆回信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其后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开始学习新的世界体系，抛却了“万国来朝”的帝国观，接受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推介给欧洲的世界观，并真的把主权国家之间相互平等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中。其间的区别仅在于财富数量和实力的不同，而非任何性质的阶层等级。现在，中国将自己看作世界各国的一员，并加速进入其中的角色。而从其企业发展看来，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后，很快就寻找到了适应自身发展的经济道路——模仿再创造，或许这是现在很多人诟病的经济发展障碍，但从之前的统计来看，中国经济确实取得了实利。中国工商银行(601398,股吧)城市金融研究所博士李霖君认为，十年前大多数中国人不具备购买发达国家生产的最新产品或服务的能力。中国企业模仿出来的产品虽然在质量上比发达国家生产的同类产品低，但价格也低得多，中国人可以消费得起，因而拥有巨大的市场需求。而在当时，中国企业如果自己去创新，可能要走很多弯路，经历很多失败，成功的概率也许只有百分之一甚至更低。即使最后成功了，考虑到前期的成本投入，利润可能微乎其微甚至是亏本。

　　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迅速上升时，模仿能带来比创新更大的利润。其实，过去几十年里，发达国家那些技术、产品、服务处于最先进行列的企业，相对而言，它们的利润率、资产回报率等并不高于中国那些靠模仿赚钱的企业，甚至普遍低于中国的企业。这也是近20年中国的企业规模比发达国家的企业增长更快，从而迅速出现了一批世界级企业的核心原因之一。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可以永远凭借模仿快速发展下去，从需求角度来看，当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基本赶上发达国家时，中国人将开始需要消费最新、最好的产品或服务。那时，模仿出来的产品或服务虽然价格较低，但必然会失去市场，这也是中国急于改变经济发展动力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经济思维依旧灵活。

　　投资

　　从经济的“造血”功能上看，中国经济也不可能单一倒向智慧地球或工业4.0。比较美国、德国和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之间的不同，就会发觉这其中有着迥然不同。回顾美国银行业的发展历史就会发现，McFadden法案、Glass-Steagall法案以及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基本影响了现在美国银行的发展道路。1927年通过的McFadden法案限制了银行的跨域经营。因为该法案的影响，许多只能在限定的区域内经营且提供有限的产品及服务的小规模银行构成了美国的基本银行体系。禁止跨州设立分支机构使得商业银行被定义为“单元银行”，除在自己的州内经营业务外，在其他州没有任何一家分支机构或办事处。这个法案造成了许多社区银行的形成，并在渠道拓展上增加了许多成本。

　　其后，1933年通过的Glass-Steagall法案又创建了三个不同的行业——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业。为了保证公平，政府在这些行业之间设置了很大障碍来阻止多样化的大型金融公司过大而漠视公众利益，甚至超出政府的操控范围。但是，这也使银行业产品提供不能多元化，造成银行的相对竞争力下降，不能为他们的客户提供全套的金融服务。当简单的银行产品已无法满足消费者日益增加的需求，同时国外银行和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已开始蚕食银行市场份额的时候，美国政府在1999年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该法案废止了Glass-Steagall法案，修订了银行控股公司法案，并准许了全新的金融控股组织的设立，它可以从事保险业并经营有价证券，可以经营商业及投资银行的业务、投资和开发房地产以及其他相关的活动。

　　正因为如此，美国银行高度分散，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共同组成了美国的银行体系，但商业银行却拥有80%的银行总资产。而在最近20年内，虽然银行数量减少了40%，但商业银行的资产增长超过3倍，大银行成长的趋势愈发明显，这也符合投资创新公司风险的基本要求。创新的失败风险非常大：100家企业去研究一种新产品或一种新服务模式，研究若干年后成功的可能只有1家，甚至全部失败。即使有1家成功，这家企业在最初的若干年内，可以从创新的产品或服务中获得的利润也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高，当然，随着时间的推延，创新的产品或服务的竞争力会慢慢显露出来，到那时，才是创新企业收获的时刻，但在那之前，企业必须有足够的钱来烧。

　　而德国银行业则是另一番景象，在德国街头，极少能看到外资银行。德国的银行分类也和美国有所区别，以私人银行、合作银行和公共银行的分法更容易说清其中的不同。有数据统计发现，德国有423家储蓄银行和1,100家合作银行，均为小型、独立的金融机构，这也决定了德国银行市场内不同的银行可以针对不同的客户，并以一种广泛分布的形式组织起来。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德国的储蓄银行为德国的企业和个人经营者发放了大量贷款，帮助德国经济度过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2009年，德国经济下滑了4.7%，储蓄银行的信贷承诺却上升了5.5%，2013年上半年，德国银行的贷款额增幅为4.1%，这一数字要高于2012年。这样在危机时期大量放贷渡过难关的基础是长久以来银行与企业间的良好合作关系。根据德国一家调查机构的资料，44%的德国公共银行都是德国企业主办的。本土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不但稳固而且具有共辱共荣性，罗兰贝格咨询公司的合伙人克劳斯·尤赫姆说，“私人银行、合作银行和储蓄银行之间激烈的竞争造成的低利率。”

　　一方面是稳固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是足够支撑企业发展的低利率，这样的构架恐怕是中国企业梦寐以求而不得的，而德国政府却依旧怕中小企业难度关隘，其出台了更为激进的规定。根据规定，储蓄银行的存款必须高于负债，贷款和存款的比例平均为80%。在这样的保驾护航的状况下，德国中小企业从未遇到过信贷紧缩。也正是因为如此，德国的投资结构保证了德国的中小企业能够进行创新和培育人才等长期项目，这也直接反映在德国工业4.0上，它特别强调未来工业生产形式的主要内容包括：在生产要素高度灵活配置条件下大规模生产高度个性化产品，顾客与业务伙伴对业务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广泛参与，以及生产和高质量服务的集成等。物联网、服务网以及数据网将取代传统封闭性的制造系统成为未来工业的基础。

　　而中国的银行业与这两个国家都不相同，一方面，中国的银行主要是大型国有银行，另一方面，其对企业贷款并不在行。对此，世界银行高级金融专家王君直言，“中国的商业银行已陷入了一个怪圈之中。”它表现在市值、资产规模等大幅增长的同时，国内主要银行平均不足1%的资产回报率和低于15%的股本回报率并不高。盈利能力差在中国银行业普遍存在，亟待开发那些回报高的产品。据说，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始终比较紧张，为了确保这一点，他们总是喜欢选择低风险、低回报率的业务，从而进一步导致资产回报率、股本回报率等难以提高。王君认为，要走出这个怪圈，最好的一个途径就是加大开展小微企业贷款业务。但这样的道路真的容易走吗?

　　北京元泽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季立宗对此并不看好，他认为，企业是有自身的经营生长规律的，尤其是在现阶段，人民需求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很多企业想干一个很大的项目，但是资金是短缺的，贷款利率是畸高的，企业对银行只能你糊弄糊弄我，我骗骗你，你骗骗他，最后骗半截下不去了，资金链断裂了，这就形成了项目的烂尾。

　　而中国地方政府在这中间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一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的时候忽悠企业说：你来吧，我给你地，不要钱。是，地是不要钱，但是地上的税和费用也要钱，那上面的厂房也要钱，最后造成企业有地没有房产证，而对于银行来说，企业光有土地没有房产证，就不给企业贷款，这又陷入了一个新的怪圈当中。而这样的问题，在美国与德国是没有的，这两个国家的企业可以拥有足够长时间的低息贷款，来推进自己国家的CPS和工业4.0计划，但中国还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调整，才能确定往何处去。在这之前，反而应该打好基础，走完之前未走的经济道路，得过该得的病，才能有更好的“体质”。

　　让虚拟经济推动中国实体经济转型发展

　　——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全国虚拟经济研讨会主席、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成思危;中航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林左鸣;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

　　记者：在你看来，中国经济现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如果发展虚拟经济，会不会造成不可控的情况?

　　成思危：如果把实体经济看成是经济中的硬件的话，那么虚拟经济就是经济中的软件。在经济发达的今天，二者谁也离不开谁，而且相互影响。我们分析虚拟资本，也要看到资本有所有权和使用权。确实，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原因正是虚拟经济的过分膨胀。像美国这次危机，正是因为实体经济比重大幅度下降，近十几年来，美国MPS(MPS体系指的是物资资料生产、物质产品生产体系，包括农业、工业和传统的服务业)占的比重从81%下降到42%，说明美国的金融、房地产等快速发展，而实体经济比重迅速降低。虚拟经济是靠实体经济做支撑的。美国把债券卖给各国，集中了大量资本，换句话说，它的钱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借来的，如果借来的钱产生的利润高于它借钱的利率，那当然是盈利状态，但一旦它产生不了足够利润，就必然会出现危机。而中国要平衡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比例关系，避免重蹈覆辙。

　　记者：现在发展虚拟经济对经济升级有着什么样的好处?

　　赖小民：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来看，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主要体现在：虚拟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越是发展繁荣，资本所起的作用就越突出。虚拟经济通过资本价格引导社会资源的流向，引导资本向生产效率更高且经济效益更好的实体经济行业领域流动，使其经济效益优势发挥得更加充分，并借助产业链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发展，促进整个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从而提升社会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

　　另外，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拓宽融资渠道，为经济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虚拟经济以其高流动性和高收益性吸引社会闲置资本投入到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等虚拟资本上，满足了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拓宽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为企业规模扩张提供资金支持。同时，虚拟经济的发展带动实体经济部门之间技术、劳动力以及自然资源的流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使有限的经济资源优先流向更有发展前景的实体经济部门，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还有就是虚拟经济有助于分散市场风险，充当实体经济的缓冲器。市场经济条件下，虚拟经济的发展可以提供更多的投资渠道，为投资者分散及转移风险提供合理机制。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引导能够承担风险的社会资金来对冲、分散市场风险，虚拟经济可以起到有效转移实体经济领域的部分风险，缓冲实体经济的过分波动的作用。

　　记者：就华融自身经验来说，近两年在虚拟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上，做了什么样的实践?

　　赖小民：中国实体经济当前发生困难的关键原因在于内外两个市场的下行——外需疲弱、内需不振。在此情况下，虚拟经济需要调控，但是我认为金融创新尚不存在过度问题，反而需要鼓励。所谓的量化宽松、降低资金价格、加大金融供给并非治本之策，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力发展市场呼唤的“更切中要害、更周到、更雪中送炭”的综合金融服务，如对危机企业的兼并、重组、并购等救助型金融服务，而非简简单单的展期延期、借新还旧;对小微企业的集投资、融资、财务顾问为一体的综合支持，而非简简单单的一贷了之;对高科技新兴产业的全生命周期金融支持，而非简简单单的政府贴息等短期激励。

　　新形势下，依据虚拟经济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深入贯彻中央“盘活存量、优化增量”的政策导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承担起“救助型金融提供者”、“结构调整加速器”、“综合金融服务提供商”的使命与责任。就中国华融来说，当前中国华融已经具有多元化、宽领域、全牌照的金融服务功能。旗下拥有华融信托、华融证券、华融租赁、华融渝富基金、华融融德、华融置业、华融湘江银行等12家平台子公司，具有“品牌、牌照、网络、资源、专业”五大优势，已经形成了以不良资产管理为核心，融银行、租赁、证券、信托、投资、基金、期货等多元化金融业务为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可以通过打业务“组合拳”为实体产业发展提供全生命周期和全方位的金融支持。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华融将积极履行新时代的使命和责任，不断创新综合金融服务，进一步助推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具体而言，中国华融将继续强化综合金融服务的“五大功能”：分别是“资产处置”功能;“资产经营”功能;“资产管理”功能;“财富管理”功能和“综合金融服务”功能。

　　记者：经济危机后的虚拟经济有什么样的创新?

　　林左鸣：首先，广义虚拟经济使传统经济学规则受到挑战。过去物品稀缺的本质是使用价值的稀缺，现在商品的稀缺多半表现在虚拟价值的稀缺。传统经济的任务是要消灭“稀缺”，广义虚拟经济提倡创新，并不是为了消灭“稀缺”，反而是为了创造新的差异化生活，即新的“稀缺”，以推动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传统的商业开发遵循“二八”定律，只关注大客户，但广义虚拟经济基于生活对象化，抓住为数众多的“长尾”客户，就能实现商业成功。把握这些新经济活动规律和经济活动图式，才能打造出新的商业模式来适应和推动新时期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此外，心理需求创造了更大的蓝海。产品如果仅仅定位在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那么发展空间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反之，如果努力开拓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范畴，则经营的航船就可以驶向无垠的“蓝海”。目前，瑞士的“斯沃琪”名表和中航工业旗下的“飞亚达”手表就将上述两种经营模式有机地融为一体，在创意和挖掘题材内涵上下足功夫，从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微观层面的企业经营实践中，企业核心竞争力已经从传统的资本、管理和技术这三个要素升华为品牌价值塑造、商业模式创新和集成网络构建这三个全新的要素。比如，由于品牌具有典型的满足心理需求的高虚拟价值属性，很多著名品牌已经塑造成公众心中恒久的快乐体验，现代经济进入了一个品牌经济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