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为例：看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如何自造血

　　从顶层规划走向建设

　　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的企业不能完全依靠政府投入，要建立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完善自我造血功能。

　　企业“淘金”的脚步，从设计智慧城市的顶层规划开始。

　　700万元可以买到什么?海景别墅，豪华跑车，还是一架私人飞机?

　　在武汉市信息产业办公室主任黄长清的书柜中，放着一套共计20册、200余万字的武汉智慧城市总体规划设计方案。如果用秤称，这套方案的重量不会超过12斤，但它的价值却达到700万元，每克价值是黄金价格的3倍以上!

　　黄长清向本刊记者介绍，3年前，武汉市面向全球发布武汉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招标公告，出资700万元征集国内外一流机构编制智慧城市总体规划与设计方案。

　　当时，国内很多业内专家对此不甚理解——他们普遍认为，信息技术产业更新换代很快，恐怕顶层设计还未完成，马上又有新的技术来更新换代了。

　　然而，长期接触一线的黄长清却有充分的理由：“由于缺乏有效规划，很多地方的电网拉了又牵，重复建设情况严重，这让我们深深感受到顶层设计的重要性。”

　　这种背景下，时任武汉市市长阮成发提出“顶层设计与重点示范齐头并进”的智慧城市建设思路，武汉成为全球唯一公开招标进行顶层设计的城市。

　　黄长清告诉本刊记者，当时竞标企业无一例外都是IT行业中赫赫有名的公司：航天科工、神州数码、中电科技、华为、戴尔。最终，航天科工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中标。

　　“航天科工的前身，就是‘两弹一星’奠基人钱学森领衔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他们既然能完成‘玉兔’号月球车的传感系统，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当然不在话下!”黄长清说。

　　规划的推出，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国内城市纷纷学习武汉做法，如杭州市也选择与航天科工集团合作编制规划;徐州市则与神州数码合作;鄂尔多斯市于去年11月底招标，预算金额115万元，目前尚未公布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公布的数据统计，目前全国提出建设或正建的智慧城市共250多个，但制定发展规划且有实际行动的城市仅80多个。

　　从这个数字来看，“做规划”的市场依旧很大，而且有能力制作规划的企业，一般也具备建设相当一部分项目的实力，有“向下延伸”的产业机遇。

　　如航天科工就于去年8月，与武汉市签订武汉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合作意向书，拟成立合资公司，推进武汉市智慧城市项目建设与运营，立足武汉开拓全国市场。

　　商业模式十分重要

　　火辣的桑巴舞、华丽的服饰、以及热闹的街头派对——2月28日，世界上最大的狂欢节之一，巴西里约狂欢节终于拉开帷幕,成千上万人身着华丽服装走上街头，开始为期5天的全民狂欢盛会。

　　大规模的狂欢活动给巴西里约热内卢市的市政管理增添了一些难度，但令人惊讶的是，从两年前开始，狂欢节期间的各项活动都被调配得秩序井然。

　　秘密在于IBM为里约热内卢市设计的市政管理中心，这里的一面电子背景墙上，呈现着不断变化着的动态视频监控图像。有的屏幕显示着地铁站、路口情况，有的预测着未来几天降水概率，有的显示着交通事故、停电地区及其他城市问题。

　　“IBM可以通过电子设备收集到的各项数据，利用计算机算法来预测数据类型和流动趋势，再利用智能运营中心系统(IOC)及其衍生产品智能水管理、智能交通管理去完成分析。”辛鑫说。

　　如今，IOC项目已成功推广到了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多个城市，而国内舟山市、日照市等地也购买了IOC系统用于城市管理。

　　除市政管理外，智能医疗也成为一个投资热点。

　　88岁的武汉市退休老人戴荣璋每天出门，都会戴上一块由武汉侨亚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养老设备“e脉手表”。

　　虽然不如江诗丹顿、卡地亚等名表昂贵，但对于戴荣璋而言，这块手表有其独特的意义：它代表的不仅是一份安全保障，更是一个让家人安心的承诺。

　　“这个手表能够监测我所在位置，以及心率、睡眠、运动等健康状况，并能够及时地将这些信息传给侨亚信息服务中心的医生和我的家人。”戴荣璋说。

　　在遇到紧急状况时，用户还能通过手表进行呼救，中心客服人员在对他进行询问、定位后通知相关机构实施救助。

　　此外，侨亚集团还会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并根据收集到的情况为用户定期提供保健、饮食、运动等方面的健康管理方案，协助老人实施健康改善计划。

　　老年人需要的养老其实是全方位的，而非单纯的健康安全检测。为此，侨亚集团还在武汉投资兴建了两个大型养老公寓，拥有养老床位2000余张，并将智能养老的功能串联其中，入驻情况十分可观。

　　“武汉市目前就有28个项目落地，涵盖食品药品监管、社区服务、医疗卫生、国土规划、交通、政务等多个领域。”黄长清表示，这些项目都满足两个标准：首先，满足市民需要，具备社会责任;其次，从市场出发，追求经济效益，例如一个RFID芯片要1元钱左右，而采用二维码技术则不到1分钱。

　　“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的企业要追求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建立自我造血功能。” 黄长清认为，政府应当给予企业引导和支持，但企业不能完全依靠政府。

　　“弯道超车”的中国机遇

　　在辛鑫眼中，智慧城市的商业模式是系统性工程，主要包括透彻感知、传输数据、智能分析这三大环节，覆盖了目前智慧城市的所有企业实体。

　　在透彻感知阶段，需要利用遍布各处的传感设备和智能终端，对项目状况进行测量、监控和分析，这就可以为“传感设备”的硬件提供商带来大量订单。

　　“这很好理解，譬如我们路边常见的监控摄像头，以及车辆中安装的电子标签(ETC)，甚至智能手机都可作为传感设备。”辛鑫说。

　　收集到数据后，就需要实时传输到各个信息中心，而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电信运营商将扮演这一环节的重要角色。

　　在此之后，便是整个智慧城市项目中最为关键的部分——让“数据会说话”。政府、企业在已有数据之上进行智能分析，发挥预测、管理的功能。

　　辛鑫表示，如今国内涉及三个环节的企业都有“跨界”全环节意愿，但难点就在最后一个环节，而这正是IBM最擅长的地方。

　　尽管IBM对在中国的业务拓展一直表现得信心十足，但在黄长清眼中，国内企业在建设智慧城市中的机遇更广阔，甚至有“弯道超车”的可能性。

　　过去的IT行业对底层设备和基础技术的要求很高，每当国内企业在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力求取得技术突破时，国外早已将核心设备推进至下一阶段。于是，国内企业一步落后、处处受制于人。

　　“而建设智慧城市中，硬件基础设施的水平中外基本同步，但数据分析应用的中外技术差距却并不大。而且智慧城市建设涉及很多公共数据，更了解政府需求、更能保障‘国家信息安全’的国内企业更易赢得商机。”黄长清强调，中国企业要在数据分析应用方面再加一把力。

　　武汉城市交通管理研究所所长胡润州同意这一观点。“设备上大家技术都差不多，但由于国内城市人口密度大、路况复杂、交通法规意识淡薄，即便是在国外有过交通管理软件经验的外企，也很难将原有经验直接复制。”

　　当记者问及目前智慧城市推进的难点时，黄长清表示，智慧城市的核心是信息融合，但有些政府部门会“过度维权”，不愿提供开放的数据。

　　另外，智慧城市建设需要良好的通讯设施，但黄长清工作中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市民一边抱怨手机信号不好，一边又反对在家门口建通讯基站。

　　“曾有位老年人找到我们，说‘基站建后我就开始失眠、血压升高’。其实那座基站刚落成，电都还没有通。”黄长清表示，中国制定的电磁辐射标准比国际标准要严格得多，市民完全可以放心。

　　“智慧城市未来的舞台有多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民及政府部门观念的共同进步。”黄长清感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