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这剂洋秘方能否治疗中国的城市病？

　　“智慧城市”，由美国IBM公司于2009年9月首次提出。四年多过去，全球已有400多个城市因为运用现代智能技术使交通更便捷、公共服务更人性、城市更宜居，上了“智慧城市”榜单。中国工信部于2011年9月将“智慧城市”概念引入“十二五”规划。次年12月5日，住建部发出开展“智慧城市”试点的通知，并颁发相关的创建规则。两年多后，中国已有193个城市(城区)成为“智慧城市”试点。

　　意外的是，2014年1月，在全国推行“智慧城市”的住建部，却开始为中国“智慧城市”热潮“泼冷水”。1月11日，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出席论坛表示，“‘智慧城市’让我们走了一个极大的弯路。”

　　“智慧城市”进中国两年多后，多位学者指出其“水土不服”。比如西方发达国家“智慧城市”多经历漫长的城市建设过程，基础较好，而中国大多数城市是在短期内快速变大的，前期规划就“不智慧”，因此很难真正“智慧”。

　　洋方进中国

　　工信部的数据显示，仅2012年，全国就有320个城市共投入3000亿元建设“智慧城市”。

　　2008年11月6日，IBM首席执行官彭明盛首次提出“智慧地球”概念。一年后，IBM又提出“智慧城市”的概念。2009年9月，IBM与美国迪比克市共同宣布建立“智慧城市”。通过对水、电、油、气、交通、公共服务等资源信息的数字化管理、分析，该市可以清晰地掌握城市资源使用状况和交通需求，并对此做出智能响应。

　　作为全球首个“智慧城市”样板，迪比克市近年风头正旺。这个6万人口的小城不仅坐拥密西西比河美景，还享受智能水网、智能电网、智能交通带来的便捷。

　　2012年12月5日，住建部向全国发出《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同时下发《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为中国“智慧城市”创建建立游戏规则。至2013年8月，住建部批准193个城市(城区)进行“智慧城市”试点。

　　但对于IBM公司抛出“智慧城市”概念，外界的理解千差万别。2011年，未来学和城市问题研究者乔尔·科特金以基础设施、宜居性和经济发展为标准，评选出全球最“聪明”的十大城市。2012年，美国城市与气候专家博伊德·科恩选用完全不同的四项指标——创新、绿色、生活质量、数字化管理——评选出全球十大“智慧城市”。两份榜单仅有中国香港一处交集。

　　中国官方也有自己的理解。住建部为“智慧城市”设了四个一级指标，十余个二级指标，数十个三级指标。在“智慧城市”热潮背后，是巨额投入。工信部数据显示，仅2012年，全国有320个城市共投入3000亿元建设“智慧城市”。

　　在业内广泛流传的另一个数据是，“十二五”期间，“智慧城市”建设将拉动1万亿元规模的设备投资。

　　相关产业亦蠢蠢欲动。据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数据，仅在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建设中，影像获取、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生产等地理信息产业的产值就达到300多亿元。

　　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对记者分析称，相对医疗、社区等，智慧交通的成果比较好量化，经济效益也明显，因此是“智慧城市”建设中最热门的投资领域之一。仅在该领域，未来的投资规模就达到千亿元级别。

　　“过去，1000万元已经是大单子了，现在城市的智慧交通招标，一单就到数亿元。市场太大了。”上述业内人士说。

　　国家信息化中心信息研究院主任张新红分析，附加在“智慧城市”概念上的，是带动经济发展的迫切渴望。他称，当前，“‘智慧城市’国内比国外热，政府比企业热，媒体比市场热，股市比投资热，包装比创新热”，但各方“期待各异，内中自有蹊跷”。

　　难治城市病

　　在“智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新的重复建设仍在继续进行，信息采集、信息分析依旧互不连通。

　　“智慧城市”能否解决中国城市病?张新红担心，高度雷同的规划、层出不穷的城市发展问题维，很可能导致中国的“智慧城市”不“智慧”。

　　2013年，张新红所在的国家信息化中心信息研究院曾对全国31个地区的城市信息化水平进行定量测评，并发布信息测评指数。结果发现，虽然每个城市的发展阶段、问题各有不同，但提出的“智慧城市”规划高度雷同。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认为，国内过去将“城市化”理解为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数量的增加，这遗留下很多问题。随着近30年的快速城市化阶段进入后半程，城市病逐步暴露。但是现有的城市存量不可回避，推倒重建既不现实，也不能解决问题。

　　“中国城市发展出现的许多问题，‘智慧’方案根本无法解决。”袁崇法说。以北京交通拥堵为例，过去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导致城市功能分区过度专业化，医院、学校、商业区高度分化，但每个人的需求是综合性的，这必然导致极高的交通成本，拥堵难以避免。

　　“过去，我们曾希望‘智慧城市’能解决城市发展的所有问题，但随着推进，却发现旧问题没解决，新问题增加了。”张新红说。在“智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新的重复建设仍在继续进行，信息采集、信息分析依旧互不连通。

　　袁崇法强调，如果规划不“智慧”，靠“智慧化手段”也解决不了问题。因此，对于正在发展、扩张的二三线城市，应在规划、建设源头上思考。对于已建成的城市，“智慧手段”只能做到提高管理效率，难以做到标本兼治。

　　“在一个比较愚蠢的规划基础上，‘智慧城市’建设只能体现在一点一滴上。”袁崇法说。

　　上海驰库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总裁陈全表示，“智慧城市”离不开信息和数据，政府所掌握的信息能开放到什么水平，将直接影响到“智慧城市”的发展水平。此类案例不胜枚举。浙江省宁波市为采集数据，公安系统在城市各角落安了2万多摄像探头，随后，城管局打造网格式城市管理系统，又重新申请20多亿元预算，希望再装2万个摄像探头。为化解此问题，宁波只好将公安局分管监控的领导调至城管局当局长，省下了20亿元预算。

　　据《深圳特区报》报道，在2014年1月11日的演讲中，仇保兴副部长指出，“‘智慧城市’建设还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关键是信息共享。”仇保兴举了一个例子，有个城市花数十亿元建设“智慧交通系统”，可是最后所有的信息却汇集到公安局领导的办公室里，“这个领导忙得没时间看，所有在路上跑的车子却看不到信息，这个系统不是‘白搭’吗?”

　　回归“智慧”

　　没必要过于看重“智慧城市”概念，而应按自己的现实和节奏，最终让城市“智慧”起来。

　　专家的共同看法是，“智慧城市”建设有其长处，中国应吸收，但没必要过于看重概念，应按现实和节奏，最终让城市“智慧”起来。谈论“智慧城市”，不能绕开网络，也避免不了谈论大数据等技术。然而，也有专家提醒，应警惕技术中心主义和唯工具论的陷阱。

　　住建部信息中心副主任郝力曾公开指出，2009年到2013年，在各部委将“智慧城市”工作定位在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范畴的政策导向下，技术驱动是地方政府和企业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主流模式。北大智慧城市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柴彦威称：“国内‘智慧城市’发展处于摸索阶段。每个城市的目标、实现方式等暂无统一标准。”

　　“在短时间内将政府管理和居民素质提升到欧美城市的水平是很难的，这需要从文化、教育、机制等多方面去努力。”柴彦威说。但有些官员把信息技术看作解决城市问题的救命稻草。他说，面对诸多城市病，不少中国城市已失去耐心，急于借助“智慧城市”，技术性地解决城市发展出现的种种问题。

　　“我们的城市发展理念已经从电子城市、数字城市、智能化城市推进到‘智慧城市’，大概每隔五年就有一个新概念出来。如果‘智慧城市’只是一个概念和操作方法，此类新名词还会层出不穷。”张新红评论说。

　　袁崇法直言不讳：“我根本不看好‘智慧城市’。搞一阵风，运动式的，想用十几二十年的努力让几百个城市都成为‘智慧城市’，根本不可能。在新型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智慧城市’只能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不能搞忽悠。”

　　2013年7月22日，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住建部、交通运输部等八部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草案。

　　上述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智慧城市”的发展思路、建设原则、主要目标、信息安全保障等，被业内寄予厚望。

　　业内期望，来自国家层面的指导意见能够统筹全国“智慧城市”建设，结束盲目建设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