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研院：造RFID全自动封装线，为物联网提供核心装备

　　在广东“转型升级”和“腾笼换鸟”的强大呼声下，大量科研人员“孔雀东南飞”，许多科研机构挥师南下，甚至“海外兵团”跨海来粤。这些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的到来，不单壮大了广东科研队伍和科研能力，更给广东科研体制带来了活力和清新的风。

　　东莞华中科技大学制造工程研究院和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就是南下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扎根广东结出的“奇异果”，两个全新的科研机构在运行机制、创新机制、用人机制等方面实现“穿越”，开拓了科技与产业化结合的新途径。

　　2007年，华中科技大学利用自身制造学科方面的优势，与东莞市政府合作，建立了东莞华中科技大学制造工程研究院（简称工研院）；也是这一年，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主力南下深圳，成立了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简称华大基因）。

　　运行机制“穿越”：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

　　工研院和华大基因都是事业单位，但都没有事业拨款，全靠自己；搞着国家和世界领先的科研研究，却又财源广进，从不差钱。较之传统科研机构，他们没有国家固定的资金保障，但他们可以“锦衣玉食”，因为他们都实现了运行机制的“穿越”——

　　工研院的建设主体虽然是华中科技大学和东莞市政府，性质为非营利性事业法人单位，但是却没有编制，没有事业拨款，每年通过竞争和科研实力争取政府科研经费，为企业做技术服务，孵化高成长企业等实现自收自支。

　　工研院副院长刘国祥介绍，工研院大楼的建设过程可以从侧面反映这种运行机制的变化：大楼当初建设时，东莞市政府直接拨付款项，工研院利用这部分资金进行土地招拍挂，中标后开建，与以往政府建好配套设施提供给科研机构免费使用或收取低廉租金的形式完全不同。

　　迄今为止，工研院争取到了国家863计划重点项目“中小企业云制造服务平台关键技术研究”、广东省产业共性技术重大科技专项“数字化制造装备产业共性技术”等多个项目的立项，共申请各类知识产权百余项；为2000多家企业提供集中式技术服务，投资兴建了一个4.3万平方米的产业孵化园及3个产业基地，孵化出了一批高成长型企业。

　　同样，华大基因也是致力于公益性研究的事业单位，不是体制内的科研机构，没有事业拨款。院长汪建说，我们也是企业，一边做科研一边赚钱，科研很赚钱。他曾自豪地公开他们的“五个一”：每月发一篇论文在《自然》系列、《科学》上；每一篇论文能被引用100次；发一篇论文能赢得1亿元左右的资金投入；培养出一个科研团队，团队中论文第一作者的年龄在25岁左右；获得一批专利。

　　华大基因的“五个一”对体制内的科研机构来说，无论是学术科研成果还是赢得的投资，几乎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他们自己却认为并不存在什么玄机，只是坚持了“三带”：“以任务带学科、带产业、带人才”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这一模式让华大基因通过完成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部分”（1%）、国际人类单体型图计划（10%）、水稻基因组计划、家蚕基因组计划、家鸡基因组计划，启动国际千人基因组计划、世界三极动物基因组计划、万种微生物基因组计划等一大批任务，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基因组测序与分析中心，在基因组和生物信息领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诸多学科走在世界前沿。

　　同时，华大基因建立了克隆、健康、农业基因组、蛋白等产业孵化平台，致力于开展人类健康、规模化重要物种、重要经济动植物等基因组研究及应用，大力发展科技合作与科技服务产业、医学健康产业和现代农业产业，现已实现了每年3倍的经济增长。仅仅扎根广东5年，华大基因的收入从千万元到亿元再到10亿元量级，今年的目标则是30亿元。

　　用人机制“穿越”：不以年龄论资格，不以学位论英雄

　　在人才的聘用上，建立更加科学的人才评价标准，最大限度体现人才价值。

　　在工研院，年薪最高的不是院领导。不管是教授、博士，还是普通员工，都按照业绩进行激励，甚至连只有高中文凭的技工也有可能拿高薪。2009年，针对大朗毛纺专业镇装备落后的现状，想要开发电脑横机控制系统，以提升现有装备的自动化程度，但由于只懂数控软、硬件方面的技术，缺乏横机工艺相关技术人员，横机系统迟迟开发不出来。情急之下，工研院数控装备事业部决定大胆聘用只有高中学历但是有20年横机行业经验，熟悉编织工艺的师傅钟才明，并给他当时工研院最高年薪。在钟才明指导下，研发人员改善了横机编织工艺，工研院自主研发的电脑横机控制系统很快面市。

　　在人才的招揽上，工研院走了一条从“近亲”到“远亲”再到“远邻”的路子：建设初期的30多名人员大多是华中科技大学的老师或研究生，是谓“近亲”；随着规模的不断壮大，吸引了华南理工大学、中科院、西安交大等其他学校和科研机构的人才，是谓“远亲”；为实现更大发展，工研院还积极引进香港及美国等地的创新团队，金融、企业等各领域是谓“远邻”的优秀人才，逐渐建立起一支500余人的研发团队。

　　而华大基因的用人机制就更让人倍感“穿越”，绝对是“英雄不问出处”，以实战选将：

　　——拥有北大数学、计算机和生命科学3个学士学位、北大人工智能专业博士学位的王俊，34岁已是执行副院长，多次领军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在《科学》《自然》等国际著名期刊上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32篇；

　　——19岁在北大就读三年级时退学加入华大，24岁就率领800人研究团队的李英睿，25岁已是华大基因科学内圈负责人，迄今在《自然》系列和《科学》上发表论文16篇；

　　——17岁从人大附中高二退学加入华大的赵柏闻，仅用半天就解决了人类基因组项目中的数学难题，拿到500万元的课题经费，20岁已是“人类认知能力的基因组学分析”科研项目团队带头人，手下光博士就有4个，领军国内外十几位数学、物理以及心理学领域专家学者一起，从事人类智力差异如何产生以及与基因的关联研究；《华盛顿邮报》曾采访报道赵柏闻称，他年纪轻轻便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基因组学研究中心挑起大梁……古老的中国将重返世界科技强国之林。

　　一些有着“非主流”学习经历的学生在经历重大科研项目后脱颖而出，引来国内的众多质疑。因为体制内的科研机构最讲“三唯”：唯职称、唯学历、唯论文，而他们却只有“一重”：重本事。其实，在南粤大地这已是风气。目前赵柏闻同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学习，和学校谈条件，他不要文凭，只修自己所选课程，中文大学不仅同意了，还发给他奖学金。体制内教育、科研机构的人大概很难理解这样的“穿越”。

　　管理机制“穿越”：从“老师”到“老总”

　　在企业化方式的运作下，工研院的管理体制也实现了“穿越”，完全按照企业化管理方式运作。这首先体现在称谓的改变上，工研院常务副院长张国军说，来到工研院，以前在学校里叫“老师”的在这里只能叫“总监”或者“老总”，就是为了转变领导者的观念，增强市场意识。

　　工研院在对下属4个事业部的管理上，出台《事业部管理暂行办法》，实行事业部独立核算，充分放权给团队，在人才招聘、薪酬待遇等方面具有自主权，从而充分调动各科研团队积极性；另一方面出台专利奖励制度，积极鼓励科研人员多创新、多出成果，支持团队吸引外部投资，以专利成果、技术入股的方式，共同孵化高科技企业，开展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工作。

　　而在华大基因完全没有传统体制内科研机构的组织设置，没有固定的人员构成的固定研究室。“以任务带学科、带产业、带人才”的发展模式，必然需要“穿越”僵化的管理机制。这里同一个人时而被介绍为院长、副院长，时而被介绍为总裁、副总裁，院士也是董事。他们是硕士、博士生导师，教书育人，引领学生在基因组学探索科学未知；他们更是谋划产业发展，掌控企业生存壮大的企业家；还是为员工提供发展空间谋福利的老板。

　　创新机制“穿越”：从“青苹果”到“红苹果”

　　在产品研发上，工研院将学校实验室里好看但不好吃的“青苹果”转化成既好看又好吃的“红苹果”，并紧紧围绕地方产业需求，针对企业实际，实现从研发产品到市场产品的“穿越”。

　　紧贴地方实际需求，工研院针对建材、家具、模具、毛纺等行业的重大需求，自主开发几十个系列的核心装备，在企业应用取得成功，实现制造业重大装备国产化，促进广东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结合国内对LED装备的重大需求，工研院自主研发LED芯片自动检测和分选设备、分色分光机、编带机，打破国际垄断，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并与广东志诚冠军集团合作组建广东志成华科光电设备公司，让科研成果迅速转变成市场产品，转化成经济效益。工研院全力推进国家863计划重大专项成果“RFID全自动封装生产线”在广东的成果转化，为物联网提供核心装备；为广东省封装行业的龙头企业定制多台RFID封装设备，对推动广东构建物联网自主创新产业链意义重大。工研院还对东莞市32个镇街实地调研，充分了解镇街产业状况和需求，结合自身科研优势，为专业镇建设提供技术支撑，让创新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同样，华大基因一手抓基础研究，一手抓产业和应用，挑战了传统的从基础研究到开发，然后技术转移、产业化的线性模式。他们的成果不是实验室里的数据，也不止是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的论文。他们的成果都是带动产业发展的，直接应用于健康医疗，治病救人；应用于农业生产，增产增收；应用于信息服务，他们甚至可以提供信息分析、云计算。从华大基因自己上10亿的产值，可以想象各个领域应用他们的成果产生了何等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基础研究本是制造实验室“青苹果”的，从科学到技术再到产业化本是路遥遥，但在华大基因却一步到位“红苹果”。

　　广东通过工研院、华大基因这样的成果案例，又陆续引进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等一批科研机构。他们从诞生那天起思考的是发展发展再发展，而不是生存。共同的特点是都在运行机制、用人机制、管理机制、创新机制等方面有别于传统科研机构，实现“穿越”——“穿越”了传统的科研体制，“穿越”到科技体制改革的一片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