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智慧城市建设重点在于制度而不是技术

　　智慧城市一声爆响，炸出了满地的物联网园区、云计算基地——无论是卓有成效还是滥竽充数，抑或是空头名号。

　　“有些地方陷入了误区，认为只有大力发展物联网之类的高端信息产业，才能赶上智慧城市快车。其实不少城市并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副主任张新红说，“智慧城市应重在应用而非产业，重在制度而非技术”。

　　智慧热的冷思考

　　2009年，IBM在中国正式推广“智慧地球”之前，其相关负责人找到张新红，探讨如何将“智慧地球”在中国实现落地。“我当时说了一句话，你们必须找出一条让中国的市长们听得懂、抓得住、看得见的路子，否则很难落地。”张新红笑言，“没想到在国外先提出来的概念，真正的落地还就是在中国”。

　　在被成为“智慧城市”落地元年的2011年，为数众多的城市打出了“智慧”的旗号。俯瞰我国智慧城市版图，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宁波、南京、佛山、扬州成为创建智慧城市的领跑者，天津、武汉、无锡、大连、福州、杭州、成都、青岛等一批城市，成为创建智慧城市的追赶者。几乎在任何场合，这些城市的决策者们将“智慧”纳入了演讲的核心词汇。

　　于是，在国内外重量级IT企业的纷纷争夺下，相关的物联网、软件、云计算产业园以及数据中心遍地开花。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和中国移动签约建设云计算基地，项目前两期总投资规模将超过120亿元；兰州市政府与浪潮集团签订建设云计算西北中心，浪潮集团将在5年内投资20亿元；河北涿州宣布要投资50亿元建立云计算基地；IBM签约河北廊坊打造亚洲最大的云存储产业基地；神州数码的“智慧城市”布局已在全国约50余个城市展开？

　　“目前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在城市整体规划中引入了‘智慧城市’的概念：把城市的信息化规划转变为智慧城市的规划；把整个城市的发展规划转变为智慧城市的规划。”张新红指出，“但有一点非常重要，各个城市要认清自身的发展现状和所处的发展阶段，不能盲目跨越式地追求智慧城市建设，否则有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引发诸如城市化建设中纵向系统的数据交换与共享问题、城市信息化建设的规划问题、资金问题、信息安全问题、资源浪费问题，从而使城市的发展不可持续。”

　　不做物联网行不行

　　傍晚的宁波某街某饭馆里，对宁波智慧城市调研了一天的张新红正与同事享用晚餐。不过，他还不想结束当天的工作。想到一天来听到的全是对宁波81890热线的好话，他决定对身边的宁波人做个民意调查，看看这个被称为“拨一拨就灵”的热线是否真得解决了老百姓的难题。

　　“去商场该做哪路公交车？家里马桶堵了找谁修？蔬菜价格怎么又涨了？农民工讨不来工资怎么办？碰到这些不管大事难事还是芝麻小事，只要拨打81890，客服就会告诉你该找谁解决问题。如果相关部门或单位不够负责，就会受到处罚，所以不敢不解决。”宁波百姓七嘴八舌的回应，让张新红更坚定了自己对“智慧城市”的理解——解决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

　　历时一年，调研十几个城市的智慧城市落地状况之后，张新红带领同事，邀约来自信息化及城市建设的多位专家，撰写了《中国信息化城市发展指南（2012）》（下称《指南》），试图解答地方政府在构建信息化城市进程中必然遇到的七大问题，包括“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等等。

　　“问题看上去很简单，但很多城市决策者并没有搞明白。”张新红说，“虽然物联网的确是智慧城市的重要标志，但目前来说，并不适合所有城市。人人都知道，北欧的冰岛信息化程度非常高，但你听说过冰岛的信息产业有多发达吗？”

　　《指南》提到，“产业至上论”在一定程度上把信息化等同于信息产业，容易导致不顾自身条件盲目追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根据产业分工理论，不可能也不需要所有城市大规模发展信息产业。就具体的城市而言，许多城市也不具备条件。

　　这实际上牵涉到了人们对“智慧城市”定义的理解。

　　“从宽口径来说，智慧城市并不是什么玄乎的东西。每个城市的基础不一样，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任务和招数也应当不一样。你能说‘81890’不是一个让城市生活更加智慧的应用吗？”

　　“智慧就是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和办事效率。”广东省RFID工程技术中心副主任杨淑港表述得更为直白，“原先需要找十个部门解决的，现在通过物联网等信息手段，只需要跑两个部门，这就叫智慧生活”。

　　不花钱行不行

　　构建一座智慧城市，要花多少钱？

　　这大概是很多城市决策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物联网、云计算等高端信息技术，虽然长远来看，在节省成本方面效果显著，但前期投入亦需大量成本。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城市来说，如何切入智慧城市建设大潮？

　　“谁说建设智慧城市就是花钱的买卖？在一个制度足够完善的城市，老百姓只花一毛钱就能感受到智慧城市带来的实惠。”张新红如是说。他的结论来自江苏睢宁县的“短信问政”，这同样是一个被他亲身见证过的案例。

　　2008年8月，睢宁当地媒体公布了县委书记王天琦等全县所有副科级以上干部的手机号码。从此，王天琦的手机再也没消停过：想来场黄昏恋却遭子女反对的老太太发短信要求帮忙撮合；麦田干旱却无水可浇的农民希望他马上派人放水，以及各类举报短信等等。王天琦的处理程序是：收到短信后，由秘书转发给督查室，该部门的软件会自动向发信人回复“收到”；督查室负责人写出短信的摘要，制表编号，交给督查室负责人签批承办单位，再转发给各部门一把手，并要求其在5天内做出反馈。据称90%短信中提出的问题都会得到有效解决。此外，与“短信问政”配套建立的，还有短信办理情况的评价制度、督办和回访问责制度，并制定了《大众信用管理办法》。

　　“老百姓发一条短信，只花一毛钱；政府部门算上全部人力、软件等系统成本，也不是什么大数目。关键不在技术，而在制度。”张新红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同样的技术应用其成效可能存在天壤之别。一定的技术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潜在产能，制度却决定了这种潜在量转变为现实量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