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工业化中国引擎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工业化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是经济发展中最亮丽的主题。站在今天回望为西方国家物质辉煌立下汗马功劳的工业化历程，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以劳动密集型的第一产业为主的经济，转向以资本密集型的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第二阶段是向以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过渡。 

　奠定了西方国家工业基础的第一阶段的工业化进程，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当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很多国家都还处于自然经济阶段，提早进行工业化的西方发达国家有各种先发优势，从外部获得了发展必需的市场、资本、原料、劳动力等。并通过向海外移民，消除了工业化过程中的剩余劳动力，而国外廉价劳动力流入也降低了劳动成本，加快了积累。  

　　随后，工业化的接力棒开始传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手中，它们前仆后继地开始了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式工业化之路。这种传统工业化的主要特征是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过度依赖资本和资源的高投入，导致了改革开放前重工业畸形发展、农业受到严重损害、服务业十分落后的状况，同时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也成为空谈。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经过大规模传统工业化的中国出现了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难以解答的问题：过早出现了需求不足、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就业压力大等问题。 

　　其实，这些问题在西方传统工业化的后期也开始被关注，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把社会、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结合起来。如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了 “宇宙飞船”理论，指出我们的地球只是茫茫太空中一艘小小的宇宙飞船，人口和经济的无序增长迟早会使船内有限的资源耗尽，而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排出的废料将使飞船污染，毒害船内的乘客，此时飞船会坠落，社会随之崩溃。为了避免这种悲剧，必须改变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要从“消耗型”改为“生态型”，从“开环式”转为“闭环式”。经济发展目标应以福利和实惠为主，而并非单纯地追求产量。这就是所谓循环经济思想的源头。 

　　而戴利则推崇由穆勒的静态经济思想演化而来的“稳态经济”，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以梅多斯为代表的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增长极限论。他认为如果目前自然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关系不发生重大变化，由于粮食短缺，资源耗竭，污染严重，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等因素的变化，人类社会将要发生非常突然的和无法控制的崩溃。 

　　在中国，种种迹象也表明，曾导致西方国家先于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政策，已经不再适用于当前的客观条件。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条件已经改变，当年西方国家赖以发展的外部条件大多已消失，市场、资本、原料和劳动力市场状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的庞大经济总量基础上，按照过去的增长方式谋求GDP总量再翻番，不管是资源还是环境都将难以承受，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的中国不可能重走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 

　　而且先行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已发生显著变化：开始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依靠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依靠信息化的全面推进。 

　　硬币的另一面是，中国加入WTO、信息产业高速发展，为中国经济提供了跨越式发展的可能，若能抓住机遇，不仅可以缩短技术差距，还可分享其带来的经济扩张和高利润，既能调整结构，又能提高效益。 

　　同时，经济全球化势头迅猛，国际间的要素配置和产业重组步伐加快。国际间资本流量增加，世界范围内大跨度的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正在进行。跨国公司乃至一些中小企业，为寻求更大利润空间，加速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进行产业转移，其中制造业是转移的重点行业，这有利于我们有选择地承接一些先进适用技术。 

　　当下，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到底应该怎么走？此时还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中国，经典工业化的任务没有完成，又遇到了信息化的挑战，在经典工业化与信息化时代的工业化任务叠加在一起时，中国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任务。2002年10月，十六大对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措施进行了概括性论述，并列入政治报告。 

　　新型工业化的特征就如十六大报告所说的：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西北大学副校长任宗哲更愿意把这种转变看成经济发展的模式的转变。“改变在上个世纪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曾极大地提高生活水平的以矿物燃料为基础、一次性物品充斥的经济的西方工业模式。”任指出。 

　　二 

　　如果要找出“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个宏大概念的几个支撑点，信息化、科技创新、突破资源瓶颈则会成为其中的重中之重，而排在首位的无疑将是信息化。信息化和工业化的两化融合被看成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在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中，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成立给予了人们充分的遐想空间。这个全新部委的组建背后，预示着决策层对中国工业的一种全新布局，代表着未来中国工业发展的某种方向。 

　　“这个新部的组建标志着中国工业内涵的巨大变化，我理解‘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分支。”工信部掌门人李毅中当时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工业化和信息化是在工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对于国外来说，是先工业化后信息化；对于中国来说，进入21世纪，我们不能再走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路子。所以中共十六大就提出，工业化和信息化要融合。在中共十七大进一步重申了这个观点，而且提出来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工业化与信息化在当前最显著的特点是能够提升传统产业，它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这恐怕也是将来金融危机以后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制高点。我希望一两年之后，这轮金融危机过去后，中国不要拉大而是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赶上世界最先进水平。”李毅中说。 

　　具体到两化融合的切入点，李毅中介绍说，工业产品的品种研发和设计实现计算机化，生产过程要实现自动控制，企业的管理水平的升级以及人、财、物各种资源的优化组织，包括物流都要实现智能化的管理。 

　　而今年，美国也提出“智慧地球”的概念，包括智慧型基础设施 “物联网”。 

　　李毅中认为，智能地球，实质是工业化信息化融合。互联网加物联网，生产要素将得到优化组合，工业潜能将得到空前发挥。目前美英等发达国家高度重视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这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各国都希望借此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中国也不例外。 

　　具体到中国工业细胞的各个工业企业中，被称为“共和国脊梁”的中央企业也开始对信息化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国务院国资委2007年4月召开了第一次中央企业信息化工作会议，并下发了 《关于加快中央企业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对中央企业信息化建设提出了总体要求。 

　　国资委副主任李伟当时指出，中央企业走“两化融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不仅关系着企业核心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而且对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意义深远，中央企业有责任也有能力率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在这一点上，拥有和控制着876艘船舶，载重达到5500万吨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走在了第一方阵。中远集团副总裁李建红表示，信息化给中远集团带来的变化之一就是将企业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理念融入信息系统之中，固化成标准化的业务流程，通过信息系统为企业生产经营奠定坚实的基础和提供有力的支撑，促进业务模式的持续改进和优化。 

　　他举例说，中远散货运输公司就是将信息技术的应用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和方法的实现手段，在实施从拥有船向控制船转变、从单一的船东向船东、租家、经纪人的“三位一体”的经营模式转变过程中，信息化在其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持和推动作用。中远散运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经营能力，原来平均每人只能操作20艘船舶，在信息系统应用之后，每个业务人员可以操作50多艘船，使可操作的船舶容量达到500多艘，大大提高了企业经营能力。 

　　为了进一步推进央企的信息化进程，国资委还开始要求中央企业建立首席信息官(CIO)制度，设立信息化专职管理部门。按照国资委的计划，到2009年底，所有中央企业都要建立信息化专职管理部门，做到机构、职能、人员和责任“四落实”；要强化信息化工作管理职能，确保信息化主管部门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管理权。 

　　在支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其他几个车轮中，科技创新也同样不容忽视。按照当前人们对新型工业化模式的理解，它至少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跨越式发展；二是可持续发展。在信息化时代，要实现跨越式和持续性就必须强调知识创新和科技的作用，势必要求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通过抓好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 

　　当然，机会面前同样也面临着挑战。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当匮乏，许多关键性资源、能源已经或即将不能满足工业进一步增长的需求。同时，虽然人力资源相当丰富，但人力资本存量却相对不足，这在以知识为主要动力的信息化时代是十分不利的，如果不能在短期内提高我国国民的总体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那么跨越式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为此，进一步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进一步深化改革成为关键。 

　　三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只是为了发展工业或重工业，也不意味着仅仅发展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而是着眼于优化国民经济结构，全面协调发展三种产业。 

　　2006年，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出席第14届世界生产力大会时指出，“中国将立足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生产力发展，努力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为此，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也应该致力于上述产业格局，不能简单的与发展工业或重工业划等号。 

　　如果将眼光放得更长远，我们会发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仅是中国工业化路径的转型，而且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因而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现不仅是与工业本身息息相关，而且与农业的发展、服务业的壮大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代表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社会发展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型密不可分。 

　　“未来的封闭地球，需要与过去开放世界中不同的经济学原理”——这是波尔丁在1966年写下的一句话。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践将为这样的经济学理论提供一个别开生面的层次。